李井奎：台湾访学
作者简介
李井奎，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6年第3期（总第73辑）。全文4566字，阅读约需10分钟
台湾访学
掐指一算，从台湾清华大学访学回来已经四个多月。一回到大陆，就开始忙碌于学校的种种任务，又是各种教学检查、科研规划、课题申请，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的是本科教学评估，鲜有宁静的时光。
只有到了暑假，才算能够稍微安下心来，思索一下自己一直萦绕心头的学问。比较在台湾的日子，每周有五到六天，每天泡在图书馆，大感岁月静好、学问美妙的日子，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能去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访学，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我本身在学校教些经济思想史的课，因为这样的原因，通读过几册台湾清华大学赖建诚先生的思想史著作，就其中的一些曾以邮件就教于先生，在表示敬仰的同时也谈及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后来赖老师来浙江讲学，从此相识。
赖老师曾期待我随后即能到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他处进行访问，但我因家中事务繁杂，未能成行。过了一年多，赖老师因身体原因退了休，访学一事就搁浅了。
庆幸的是，那一年刚好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刘瑞华教授携系中诸位先生访问我校，其中就有黄春兴老师。座谈中，我与黄老师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后来，得刘老师与黄老师二人玉成，我有了机会来到经济系访问。我在台湾仅仅待了三个月，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尽可能多地与台湾学界进行接触，了解他们的治学氛围和学术风格。
二是利用台湾的图书馆资料，就我所欲研究的几个课题，搜集资料，这方面得到了赖建诚老师的不少帮助。
三是利用闲暇时间，走访台湾各地，游历了大半个台岛，了解当地的民风与历史，增广了见闻的同时，也对自己和自己所处的大陆文化状态有了更多的思考。
去台湾的行程定下来之后，我去信告知赖建诚老师，赖老师非常高兴，来信大呼是意外之喜，到达当日，就邀我在图书馆一楼餐叙。两年多不见，赖老师身形消瘦，细问之下，才知道他身体不佳，准备半年之后住院手术，正在养护之中。赖老师很快就撇开这个话题，开始攀谈起学问方面的事情。
从此之后，几乎每周都有那么两三次，与赖老师谈天说地，听他讲台湾学界的掌故，侃他在世界学术圈里的游历和见闻，受益良多，也与赖老师结成了忘年之交。这几乎成了我在台湾最快乐的时刻。
之后，我先后拜访新竹清华经济系的几位先生，旁听了一门黄春兴老师开设的奥地利经济学文献研读班。在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访学的这三个月，我几乎把他们开设的所有重要经济学课程都去旁听过，与许多老师进行了私下的交流。
同时，也对经济系的seminar制度以及老师们的职称晋升、期刊认定等进行了了解。就课程体系而言，中国大陆进步应该说相当之快，十年左右的时间，就我曾就学的浙江大学而言，其课程体系与台湾清华大学已经可以说是大体一致，连教材也基本上都是美国一派。
高级课程他们用的是杰里和瑞尼的《高级微观经济理论》，本科的博弈论课程用的是迪克西特的《策略博弈》，就课程难度来说，两岸大体相当。不同之处在于，台湾的研究生课程基本上都是英文授课，板书也都是英文，至少有一半本科课程也是英文授课，对英语要求比较高。教授们一般一个学期要讲授两门课程，一门本科课程，一门研究生课程。
研究生课程当中，二年级以上的都是文献阅读课。我除了参加黄春兴老师的这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文献研讨班之外，还参加了一个产业组织理论的研讨。前者人数很少，加上另外一位旁听的本系老师也不过五个人，每人每周负责阅读一篇奥派的英文论文，有长有短。
我也曾主动请缨，阅读了一篇关于资本与货币的英文论文，虽然人数少，讨论的却很激烈，每次有了疑问，去问黄老师，黄老师都会说，我不是权威，我也很多不懂。然后他就启发性地开始举例、反驳，从他的课程当中我收获不少，比如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对企业家在市场中的作用之理解，都是黄老师给了我启迪。而后者的讨论班人数就比较多，报告论文也往往较具有技术性，经常遇到困难的地方，主讲人只好说这个地方我没有读懂，这时候主持讨论班的教授就会出来把某个地方作者的意图做个导读。
基本上，在这个讨论班上，主持的教授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同时，参加的同学也都相对积极，基本上都是研究这类问题的博士生和高年级硕士，不过也有本科生。在这个讨论班，我受益最多的是，主持的教授经常问，这篇paper做了什么工作？你觉得他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做？每篇论文经过这样审问几次之后，确实会很快领会到它在本研究领域里的地位是怎样的，我们还能做哪些研究工作来推进它。
在清华的本科课堂上，我倒没有感到与大陆有什么区别，几乎没有什么人提问，大体上也是满堂灌。在清华读书的博士里面，有不少是大陆来的。我去看过经济系的博士论文，发现毕业的博士并不多，大概是对博士生们论文的要求很严格所致，不过没有期刊发表的压力，论文质量全凭教授们的声誉保证。
和其他地方一样，职称晋升（他们称之为升等）也是这里的老师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他们有一个期刊目录，规定只有在这个期刊目录当中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才可以算分。
一般来说，在某个领域中最好的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得到30到60分不等，而从助理教授升到终身职副教授，需要90分，不过很多老师都会超标。
如果你是在一本学术著作当中发表一篇论文，他们也有相关的规定；而如果你能在国外大学出版社出版一部学术专著，地位还是非常之高的。赖建诚老师被公认的学术成就就是他在2000年于牛津大学出版的一部关于亚当·斯密的著作。如果老师们发表了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论文，却不见于系里期刊目录的论文，则需要系里教授开会决定它的分数。
系里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英美名校的博士，升等问题似乎不是很大，近六年里，只有两位经济系的老师因没有升等而退出，其中一位还是未到六年聘期即去了银行界工作而自愿退出的。
但是普遍感觉到年轻老师的压力还是很大的。经济系的老师每年也要申请课题，主要是向台湾“国科会”申请研究资助。教授们有了自己的研究题目，需要花费数年之功潜心治学，国科会会根据研究的程度和难易进行不同等级的资助。这对于年轻老师来说，不啻是一个很好的贴补机制，毕竟，台湾的大学老师薪资并不高。谁来决定教授们的研究等级，往往也会引起争议。
在台湾期间，复旦大学韦森老师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准备出版一套二十世纪华人经济学家的文集，其中一本是蒋硕杰先生的。由于我恰好在台湾，韦森老师和商务印书馆的谷雨编辑就委托我去拜访蒋硕杰先生文集的台湾版主编吴惠林先生。蒋硕杰先生是湖北应城人，1916年出生，后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导师是哈耶克教授。后来，蒋先生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在台湾任教一年之后，转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员、罗彻斯特大学教授和康奈尔大学教授。
1958年获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对台湾经济起飞建言献策，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蒋先生对经济学有精深研究，对于货币理论尤其有创见。
1980年，蒋先生创办中华经济研究院，次年担任院长。吴惠林先生即在该院工作，直至退休。吴惠林先生在台湾经济学普及工作上贡献甚多，由他主持编纂的《蒋硕杰先生著作集》就是其中之一。
在台湾中原大学曲祉宁教授的帮助下，我与吴先生在台北会晤，感到先生实在是一个温润的人，非常谦和，而且早已深居简出，此次他听说大陆愿意出版蒋硕杰先生的文集，非常高兴。席间，吴先生谈到了不少蒋硕杰先生的往事。
二战期间，蒋先生曾在中国驻英大使馆工作，其任务之一是帮助中国在英国工作的劳工。到了战争后期，很多在英国工作的劳工觉得，应该把他们辛苦挣得的钱换成当时民国政府的法币。当时由于信息不通畅，劳工们并不清楚法币在国内的价值已经极低，仍然踊跃换法币。
蒋先生不忍看到这些可怜的劳工数年辛苦只换回一堆废纸，就去劝阻他们，却遭到拒绝，只好辞职。这或许激发了后来蒋先生对货币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吴惠林先生送给我一套《蒋硕杰著作集》，我花了十多天时间阅读它，感慨很多。蒋先生一生治学都很严谨，一切随遇而安，用心学问，对名利之求不大，是实实在在的读书人。蒋先生有那样的成就，一是风云际会，二是蒋先生自己的追求，他从来都是坚持自己，而且对任何问题，都经过自己的亲身体验而发出解决的意愿。
以蒋先生的成就，20世纪的华人经济学家，能够相匹敌的并不多，但蒋先生只是处之泰然，这是特别应该学习的。在这套书里，曾有一段对蒋夫人马熙静女士的访问，也让人很动容。虽然字里行间都显得很平静，但是可以想到她这一生的颠沛与曲折。早年在东北兵荒马乱，后来次女遭蒙大难，还有刘大中夫人去世时痛失挚友，这些在蒋夫人一生中当时一定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但是蒋夫人讲述的时候，一切显得风平浪静。
刘大中先生也是在台湾经济起飞过程中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是第一位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的中国经济学家，1970年代罹患肠癌，痛苦不堪。夫妇二人选择一同自杀辞世，令人唏嘘不已。后来我还到台北拜访了台湾大学经济系张清溪、吴聪敏、林明仁等几位先生，我又在其他的教授那里，听到不少关于蒋硕杰先生的掌故，每次听到，总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洗礼。
在台湾的三个月里，读了不少台湾经济学者的著作，其中给我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朱敬一先生的《给青年知识追求者的信》，这本书对于学问之道、学术生存之道，结合自身的体味，现身说法，给出了很多指点。朱敬一先生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是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
我回大陆前夕，他新出了一本著作，打算做一场全台大学讲演之旅，可惜第一站选的不是清华大学，未能亲见，真是遗憾！我因为做一点凯恩斯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所以在台湾的第二件工作就是搜集国外凯恩斯研究的各类文献。
期间和赖老师多次交流，得赖老师很多启发，我们约定一起合作写些东西。许多要从台湾大学或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借的图书，都多亏赖建诚老师和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的赖师母的帮助。至今都很感念他们。
我在台湾三个月，赖老师几乎风雨无阻，每天我都可以在图书馆的固定位子上找到他，周末或者寒假，都是这样。有两天我没有见到他，急忙打电话，果然是身体不适才没来。在清华图书馆，有很多老先生，每日在图书馆查找资料、阅读、写作，我看到他们，常常想到博尔赫斯的那句话：如果有天堂，那它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其中有一位老先生，叫李怡严，每天一大早，在图书馆排队等入馆的总是他。
新年过后，第一天开馆，我去图书馆，远远看到老先生站在门口。大概是我每次也比较早到，我们渐渐熟悉起来。李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早年是研究物理学的，曾经做过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后来五十几岁就退了休，然后一直在研究先秦的历史。他送了我一本《科学与历史》，是他的新著。最近又在研究清华竹简，做的讲座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听不懂的，但是老先生的精神很是感染人。
每次回想起这段岁月，我都不免动情，这样的大学，这样的温文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让像我这样的书呆子好像找到了回家的路。可惜的是，很快我就要回大陆去了。每到周末，我都会去台北或者其他地方旅行，和很多当地的人交流，也结交了不少朋友。
总体的感觉，台湾人都很热情，感觉人与人之间似乎不像大陆有些地方那样戒备。每次回来想到他们，我总是觉得很温暖。临行之前，我去拜别几位在台认识的朋友，仿佛觉得这里才是故园，而自己即将远行，离开故乡一样。真是颇为奇怪的感觉，但却是真实的。
为 接 朝 霞 顾 夕 阳
——《薛暮桥回忆录》写作出版记事
记得是1996年4月下旬的一天，天津人民出版社负责父亲回忆录的编辑专程来到北京，带来美编设计的两个封面。
两个封面上都镶嵌了父亲的一张笑容可掬的黑白照片，一个以淡驼色作底，一个以大红色为衬。父亲一生清静淡泊，自然选中了第一个。就这样《薛暮桥回忆录》不但内容定稿，装帧也确认，只盼着早日出版了。
5个月后，当我们从天津取回一本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薛暮桥回忆录》并放到父亲手中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却人生一大宿愿的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为父亲能在耄耋之年战胜病痛，完成这本回忆录而感到无比欣喜。
如果是在15年前，甚至10年前，著书写文章，对父亲来说是轻车熟路，而这本回忆录却是他在85岁那年开始亲自动笔，87岁身患帕金森病后开始在别人的帮助下修改的，前前后后历经7年时间。这期间，父亲克服了多少由衰老和病痛带来的障碍，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
其实，并不只7年时间。早在1986年，父亲当时的秘书李克穆在与父亲的闲谈中了解到，父亲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又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从起步、发展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李克穆第一个向父亲提出要把这段历程记录下来，以飨后人。父亲当时十分繁忙，尚在第一线工作，并未把写回忆录列入议事日程。于是，李克穆就手持一台录音机，一有空就请父亲讲。
父亲在旅途中讲，在会议间隙时讲，在公园散步时讲。不知讲了多久，录了多久，二十几盘录音带录满了。这些磁带由我们做女儿的协助克穆整理成稿，这可以说是回忆录的第一稿，尽管后来并没有采用它们。
到1989年下半年，父亲的精力大不如以前，外出开会、做调查已感吃力，加上当时改革的形势出现了曲折，再加入理论界的争论，重申那些说过多次的观点，父亲感没有必要。做些什么呢？
一天中午，在他应该午睡的时间，我看见他站在窗前沉思。我走过去对他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我看见他坐在桌前，摊开一本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我心中顿时感到十分轻松。几年来，父亲身边的同志，吴敬琏、吴凯泰、李克穆都多次劝他写回忆录，这下他总算同意了。
父亲很少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经历，但他那大脑像一个缩微资料室，尤其是多年来的工作性质使他对数字格外青睐，他能把诸如“一五”“二五”时期的各项经济指标长存心中，鲜活如昨，所以写回忆录时他全凭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而一笔直下。
就这样，他一直写到1991年春天，完成了一个约20万字的初稿。其间，他也外出开会、讲话，但更多的时间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1991年春天，父亲因脑供血不足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休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夏天，又因吸入性肺炎再次入院。这次，大夫查出他患有帕金森病。在此之前，我们已发现他做各种动作都比常人吃力，原以为是衰老，不知是疾病。
对一位学者来说，帕金森病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能力，使他眼睛看不清，下笔手发抖。所幸的是他头脑依然清晰，思维依然敏捷。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治疗休养，父亲的病情总算稳定，药物对病情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
大概是在1992年下半年的一个什么时间，父亲感到他有精力重新修改回忆录了。此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已不能动手亲自修改了，二是初稿因全凭记忆所写，需要核实、补充，尤其是最后改革开放一段，本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却写得非常简单。怎么办呢？只能请熟识他的同志们帮忙。
回忆录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父亲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分请朱庭光同志帮助核实事实、补充背景材料，朱庭光的父亲朱镜我烈士是父亲在新四军的同事，朱庭光是父亲在新四军教导队的学生，后又研究历史，所以他是做这部分核实、补充工作最为合适的人选。
第二部分是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部分请吴俊扬同志修改，吴俊扬同志亲身参加了这17年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了解很多政策的决策过程，做事非常认真严谨，不但对第二部分，而且对全书的内容、文字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
第三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期父亲不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政策咨询、影响决策方面，都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但他自己在写这部分内容时，因精力不支，简而又简，完全没有反映出他的全部经历。
吴凯泰同志从1978年就跟随父亲做调查研究、著书写文章、搞政策咨询，了解父亲的经历、观点甚至文风，自然是第三部分修改以致重写的最佳人选。吴凯泰同志把这一段内容从一章扩展到五章，从父亲的经历中折射出改革开放既辉煌又曲折的历程。
还有一章是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所以多半内容反映了个人遭遇，由母亲对这章做了修改、补充。
这几位同志完全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为了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自觉、自愿、无偿地来帮忙。他们各自手头都有一份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们又没有条件向他们提供稍好一点的工作环境，完全靠他们“自力更生”。
修改过程经常是这样，先由父亲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会根据初稿提出各种意见，经父亲同意后，他们去做修改。改稿送回后，由父亲当时的秘书潘德发同志，还有我们做女儿、女婿的一遍一遍念给父亲听，父亲边听边提出意见，再返回去修改。一生亲自动笔习惯了的父亲对这种看不见又不能写的工作方式极不适应，他在无奈中顺从了命运。
就这样经过了几次反复，其间又请徐雪寒、陈先、吴敬琏、李剑阁、李克穆等同志提出宝贵意见，最后终于由父亲亲自敲定了书稿。
应该说，父亲对这个定稿还有不满意之处，对其中的几个章节还想修改，但从1995年夏天到1996年春天，他三次因病住院，身体状况使他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作出了交稿的决定。
在这本《薛暮桥回忆录》中，父亲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对什么内容进行回忆的呢？
父亲是个知名人士，但对于他的身份众说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个学者，有人则说他是政府高官。我曾经问过父亲，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身份的确定决定了这本回忆录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他投身党的事业后全部历程的回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珍视自己的理想，但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分析从当下追溯至马克思的最初设想。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
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一次再一次的重新起步，重新思考。
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的界限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建国后，父亲长期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多年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他深知体制的厉害，谁在其中也逃脱不了体制的束缚，所以他把回忆和思考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上。
父亲曾主持过几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对这些部门的工作有过很多实施很成功的政策建议，但他不认为个人可以超越历史，尤其不能超越党的决定。
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十二大决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期，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一方面因为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务院现职高级干部，在公开场合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他都没能明确表示出自己的见解。
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在这本回忆录中，也有许多事情表述得相当含蓄，需要留待时间的淘洗才能慢慢显露出其含义。
就个人性格而言，父亲不是性情中人，他平时的话也很少，所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流露出来，如果是细心人，大概能看出一点痕迹来；加之他的语言非常简单朴实，他不擅长描述，更不会渲染，所以这本回忆录圈外人看可能觉得比较枯燥，尤其是后半部分。
我看了季羡林、王蒙等大家的文章，常羡慕他们的文笔，羡慕他们能用准确的语言驾御复杂事情和人物的能力，常想，若是能有他们这个能力写回忆录，可能就要好看得多。
但话又说回来了，父亲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复杂事物，与很多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有着较深的接触，但又有多少是能写出来的呢？况且父亲又不是一个对人情世故很感兴趣的人。
写完回忆录后，父亲休息了一段时间，但很快我就发现，即便他那时的工作能力很弱了，但没有工作的生活让他很寂寞。而他确实还有一个心事未了，那就是他在1989年—1992年所写的20多篇文章、信件、报告，还没有集成文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有1990年9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来年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等，这两篇文章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对他办公室留存的文件和档案进行了清理，又发现还有几十篇他在1979年—1988年写的未曾发表过的文稿，这些文稿有的是内部报告，当时不宜发表，有的是因为观点比较激进，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质疑，发表时被报纸删去。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在吴凯泰同志的主持下，我们着手对这些文稿进行编辑整理，准备编成一本新的文集。
吴敬琏同志得知后，建议由三联书店出版。我们想，父亲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他最初的两本书《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是1937年在新知书店出版的，这最后一本书如果能在三联书店出版，那将是非常圆满的。
在吴老师的促成下，三联欣然同意，父亲亲自为这本书定了书名——《薛暮桥晚年文稿》。1999年上半年，这本装祯淡雅的三联版《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了，父亲自然是非常高兴。我们向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各经济所等经济界人士赠送了近200本样书，为父亲一生的经济思想画上了一个句号。
真要感谢上苍，让父亲完成了他所有的心愿。因为就在《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后不久，1999年7月22日，他因帕金森病加重而住院调药，一个月后因感染院内细菌患肺炎，经过了20多天的抢救之后，在1999年“十一”前脱离了危险，但他的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成了北京医院的长期病人，卧床不起。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父亲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
写于2003年
李井奎：亚当·斯密与“看不见的手”
熊秉元：美女与野兽，两岸的两案韦森：剑桥与茶座方颖：芬兰会议杂感
以经济散文传播经济学思想